摘要：

       瓜纳利琴是一种需要驾驭的琴，如果将演奏者的东西加在它身上，会发掘出无穷的潜力；而斯特拉迪瓦利琴，本身声音已经极甜美，应该去适应和迎合它。在黄滨拉过的琴中，最重要的，还是那一把八分之一小提琴。

唤醒“大炮”

      当管理人员打开防弹玻璃柜的电子锁，输入密码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世界上最昂贵的小提琴“大炮”，放进空琴盒交给她时，黄滨觉得自己的心跳猛地加快了，脉搏的声音似乎在试琴室里不断回响。

      那是一把外表并不起眼的琴：外形浑圆，琴身边缘不太均匀，嵌线也不够流畅；粗犷有力的琴头旋首，反映着制琴名家瓜纳利后期的夸张风格；红漆偏暗，面板中部由于松香长期氧化已经变黑，但拿到灯光下一转动，木纹便发出红宝石般的通透色泽。

   “把弓架到上边开始拉时，我吓了一跳，这把名琴怎么这么难听？”但拉了半小时后，黄滨发现这把琴彻底“醒”了过来，变得完全不同。“琴声非常浓重有力，可以毫不变质地从舞台一直传到音乐厅最后一排。它带有女高音的华彩，却又有男中音的厚实，而且每根弦都有自己的色彩和内涵，可以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。”

      这把原名“Guarneri del Gesù”的琴出生于1743年，是意大利制琴名家“瓜纳利”家族工艺达到顶峰期的杰作。帕格尼尼生前极其钟爱它，昵称它为“我的大炮”。此后一百多年，有幸用它演奏过一次以上的小提琴家全世界只有三十几个，而黄滨是唯一受邀用“大炮”演奏过三次，并用它录制过唱片的中国小提琴家。法国专业古典音乐杂志《Diapason》曾给予她这张唱片五星评价：“这把瓜纳利制作的帕格尼尼的小提琴通常被认为十分难以掌握，但在黄滨的手中却已被娴熟驾驭。她的发音透亮且动人心弦，她的揉弦变化微妙，恰到好处。她的风格自然、奔放，同时又宁静明朗。这是对该作品的一流诠释。”

邂逅“斯特拉迪瓦利”

     黄滨是谁？向身边的人提起这个名字，通常会得到两种反应，要么一脸茫然，或者追问一句“男的女的？”，要么拉长了声调，稍带景仰：“哦——是那个拉小提琴的吧？很厉害的！”一般来说，后者都是古典乐迷，要不就家里有个学小提琴的孩子。

    如果每获一项成就，就在身上挂颗彩灯的话，黄滨不会逊色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广场的圣诞树：唯一囊括世界三大国际小提琴赛（波兰维尼奥夫斯基青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、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、德国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）头奖的华人音乐家，外加十余项其他国际比赛奖项；国际主流乐评杂志给予过她各种赞美之词：“精湛的技艺”“令人羡慕的完美”……

      但另一方面，她极其低调。当其他在世界舞台闯出名声的中国音乐家如郎朗、李云迪等忙着参加商业酒会、接洽广告的时候，她只是一如既往地练琴，开独奏音乐会，甚至在获奖风头正劲的时候，转身进了美国Eastman音乐学院，用几年时间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学位，研究“古法小提琴演奏”。

      在2012年广州独奏会前夕见到她时，她正在电视台准备接受采访。极淡的妆，清汤挂面的长发。独自提着琴盒。没有助手、经纪人和化妆师，只有父亲陪在身边。如果不是左下巴和锁骨处的两小块近乎褐色的淤青，我应该认不出这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家。

     她手提的琴盒中，装着一把价值半亿人民币的小提琴，它出自另一个意大利名琴世家“斯特拉迪瓦利”（Stradivari）。这个家族与瓜纳利家族在小提琴界可谓王与后，出品的每一把琴都价值不菲。

     黄滨原本为广州独奏会准备了另一把琴，但一周前的一个饭局上，法裔美籍小提琴收藏家Christophe Landon提起自己珍藏的1718年斯特拉迪瓦利琴Mlynarsky-Kolish-Martolam。这是斯特拉迪瓦利家族黄金时期的出品，状态奇佳，准备出价950万美金卖出。一同吃饭的制琴家曹树堃先生一听，心头一动，说了句：“你不如把这琴借给黄滨拉吧？”这事就这么成了。

      有的演奏家，会赋予同一首乐曲非常多的表情，用它充分表达自己的个性。而当黄滨开始拉琴的时候，如果你闭上眼聆听，会觉得空气中只剩下音乐在回旋，它背后的演奏者似乎消失、隐形了。难怪如此多的评论都将“水晶般清澈”“自然优雅”“高贵纯净”等词献给她。

      资深古典乐迷本杰明回忆起第一次听黄滨演奏的作品，至今如在耳边：“十二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坐在摩托车上冒着寒风回家，头上套着耳机，一边听古典音乐电台。突然，一段《恰空》舞曲从天而降，就像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似的。”当天回去，他就开始迷上了黄滨的演奏。“在这个连古典乐也日益浮躁的世界中，她是极少几个能真诚而纯粹地演奏音乐的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在黄滨自己看来，琴和演奏家的关系是微妙的。“瓜纳利琴是一种需要驾驭的琴，如果你将自己的东西加在它身上，会发掘出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它有无穷的潜力；而我手里拿的这把斯特拉迪瓦利琴，线条流畅，保养得如新琴一般，本身声音已经极甜美。如果在它身上做太多功夫，反而会影响它的纯粹，所以应该去适应和迎合它。”

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把琴

       几十年的拉琴生涯，黄滨拉过的名琴不在少数，但问起哪一把对她影响******，她笑了笑：“那应该是人生第一把琴了。”

      那是一把八分之一小提琴，专供儿童练琴使用，奶奶在她一岁时就买下了。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还是个过于阳春白雪的风雅之物，价钱也不便宜。但对黄滨来说，学琴似乎又是命中注定的。她父亲回忆，当黄滨还在娘胎里时，热爱小提琴的父亲就对当妈的说，如果生了女儿，就让她学小提琴，生儿子的话，就学数理化。接着他又补充一句，如果第一胎是女儿，一个就够了。

     到了四岁，黄滨终于到了可以学琴的年龄。拿起那把八分一琴玩了半天，她一点没有要撒手的意思，满心欢喜的父亲带着她去拜了师。跟大多数苦巴巴地练琴的孩子不同，在黄滨记忆中，学琴生涯留下的唯一印象是“快乐”。“我最初的老师是周善同，七十多岁的老先生，特和蔼特和善，我每星期都非常期待跟他上课。”

      14岁，她捧回了波兰维尼奥夫斯基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第一名，接着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，到了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Peabody音乐学院继续进修，然后又是一系列国际大奖。然而，就在获得帕格尼尼奖两年后，她陷入了长达五六年的低潮期。

     “以前，我总觉得有了音乐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成为好的音乐家，就是人生的意义。但后来才发现很多问题是音乐没法解决的，人性、社会的黑暗，都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。”黄滨似乎进入了迟来的反叛期，她不断质问自己拉琴的意义。从小到大，她的生活都是围着小提琴转的：每天早上，她用晨泳来为长时间的个人独奏锻炼体力；回家后，她会上上网，在网上观摩别人的演奏片段；剩下的时间练琴，看书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她基本不看电视电影，觉得那纯粹是消磨时间。

       这个时候，宗教和圣经为她打开了一扇窗。她成为了一个虔诚的教徒，每周到教堂做礼拜，并积极参加各种慈善活动。“我觉得人生突然又充满意义了，甚至还认真地考虑，要不要从此放下小提琴，去做个传教士。”

      幸运的是（至少对于所有古典乐迷来说），音乐并没有离开她。教堂的福音曲和唱诗班，让她领会了另一种音乐的力量。在教友们的鼓励下，她拿起小提琴，开始为人们演奏教堂音乐。尽管那些曲子远没有她以前练的古典乐那般千回百转，激昂亢奋，演奏时只需要简单的技巧、沉静的内心。但人们快乐的表情，那简单优美的旋律却传达着一种温暖，让她重温起小时候拿着那把八分之一小提琴时的快乐。

     “既然上天给了我这样的天赋，是不可以随便就丢掉的，它一定在鼓励我继续拉下去。”如今，她又开始在世界各地举办演奏会。在更多时间里，她会去教堂，为喜爱音乐的教友们演奏。“为了今年的圣诞节，我专门录了一盘圣诞音乐，Jingle bells, Silent night等等，希望能为自己的信仰做一些事吧。”在她看来，以前无法用小提琴解决的问题，现在都找到了答案。

（转载于《南都周刊》2013年第1期  记者_胡雯雯   摄影_孙海http://www.nbweekly.com/news/people/201301/32140.aspx）